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闫启 北京报道
3月31日，由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中心主办、星能资产协办的“科技重构价值——2025年股权投资春季论坛”，在清华大学成功召开。本次论坛汇聚宏观政策领域与股权投资行业专家，大健康与科技产业的顶尖学者、资深投资人、精英企业家。
论坛上，疆亘资本总裁胡仲江以“智启新元·向新而行”为主题进行演讲，深入剖析了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下，以“新质生产力”为核心的科技投资版图与内在逻辑。
市场回暖与“智驾平权”
回顾2024年，一级市场的“冰冷”是业内普遍的体感。IPO受阻，退出渠道不畅，资本的逐利本性受到压抑，信心跌入冰点。然而，自2024年9月26日重振资本市场的信号释放以来，市场的温度与投资人的情绪已显著回升。胡仲江认为，春节前后几大标志性事件，更是为这份信心的复苏注入了强心剂。
其中，智能驾驶（智驾）领域的热度尤为突出。从特斯拉FSD入华传闻，到比亚迪高调发布“天神之眼”并喊出“智驾平权”的口号，意图将高阶智驾系统普及至旗下所有车型；再到智驾独角兽地平线在港股的成功上市，以及清华系创业公司Momenta的美股上市预期，一系列动作清晰地预示着——“智驾平权的时代，真的到来了。”
胡仲江指出，过去十年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以“弯道超车”的国家战略，成功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。如今，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，尤其是在部分发达地区，新增车辆占比已超50%，初步实现了对燃油车的替代。然而，当电动化上半场的战事趋于平缓，智能化的下半场角逐已然鸣哨。未来，缺乏智能化能力的新能源汽车，将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。“智驾，已从过去的营销噱头，进化为车辆的核心竞争力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在智驾技术路径上的选择，展现了独特的“中国式创新”与强大的产业整合能力。面对特斯拉坚持的纯视觉方案，中国车企普遍采用了激光雷达、毫米波雷达与摄像头相结合的“混合感知”方案。胡仲江分析，这并非美国人“想不到”，而是商业成本考量下的“不能做”。早期激光雷达价格高昂，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。但凭借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激烈的市场竞争（俗称“卷”），国内硬生生将激光雷达的成本“卷到了地板价”，使得高性价比的混合方案成为可能，从而在特定场景下（如极端天气）获得了相较于纯视觉方案的感知冗余优势。
这种将高精尖技术通过“卷”成本、快速迭代推向大众市场的模式，不仅体现在智驾领域，也贯穿于胡仲江接下来分析的多个前沿科技赛道之中，成为理解中国科技产业发展和投资逻辑的一把关键钥匙。
人形机器人“百人大战”中的冰与火之歌
如果说智驾是新能源汽车的确定性未来，那么人形机器人则代表着更广阔、更具想象空间的“下一代智能终端”。从宇树科技的机器狗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引发全球关注，到近期高层对民营企业家的访谈，人形机器人俨然已成为科技领域最炙手可热的“风口”。
然而，风口之下，是“百人大战”的激烈现实。胡仲江观察到，如今各省市、各路资本纷纷涌入人形机器人赛道，试图复制新能源汽车“百车大战”的路径。这种竞争格局，从纯粹的财务效率角度看，无疑是低效的，大量企业将倒下。
但这正是创新的“一体两面”：竞争的 B面是资源浪费和高失败率，A面则是通过极致竞争，迅速将行业成本打下来，加速技术迭代和商业化进程，最终惠及消费者和整个产业生态。回顾“百车大战”，虽然倒下者众，但也竞争出了万亿市值的比亚迪、宁德时代，以及蔚来、理想、小鹏等一批千亿市值的新势力。历史似乎正在人形机器人领域重演。
那么，在人形机器人的“死亡谷”中，投资者该如何抉择？胡仲江给出了层次分明的投资逻辑：
人形机器人是确定的“十万亿级”赛道，未来极有可能诞生数家万亿市值的巨头。对于拥有足够“耐心资本”（投资周期十年以上）并能承受高风险的投资者而言，现在押注头部或有潜力成为头部的机器人主机厂是可行的，一旦成功，回报将是百倍级别。但这无疑是一场长跑，需要穿越漫长的技术爬坡和商业模式探索期。
核心零部件（Tier 1）投资是更稳健的切入点。对于风险偏好相对较低的投资者，关注产业链上游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是更务实的选择。目前，人形机器人的成本结构中，丝杠、减速器、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占比超过50%。未来人形机器人要走进千家万户，成本必须大幅下降（胡仲江认为，单台售价降至15万人民币以下是关键节点），而这首先需要核心零部件的成本“卷下来”。例如，目前一双高度仿生的灵巧手成本高达30万人民币，这显然不具备商业可行性。因此，投资于在传感器、减速器、电机等领域具备技术优势和成本控制能力的企业，有望分享行业成长的红利，且确定性相对更高。
在主机厂层面，胡仲江更倾向于那些已经找到明确商业化路径的企业。他强调：“创业企业除了靠融资烧研发，更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商业路径，先活下来。”以国内一家防爆机器人公司为例，虽然其机器狗的灵活性和速度可能不及宇树等明星产品，但精准切入了石油、化工等高危行业的巡检、防爆等刚需场景，获得了中石油、中石化等大客户的持续复购订单。这种B端应用的成功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，使其能够在人形机器人最终走向C端（具身智能）的漫长道路上先生存、再发展。
胡仲江还特别提到，中国机器人在下半身（运动控制、平衡能力）的技术已经相当出色（“都能翻跟头”）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上半身（灵巧操作、精细作业）和“大脑”（具身智能大模型）的突破。尤其是具身智能，需要AI大模型的赋能，以及成本的急剧下降。他预测，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制造环节，很可能由具备强大制造基因的车企巨头主导，因为“造机器人，光制造的部分，比造车要简单多了”；而“大脑”则由顶尖的科技公司提供。最终的胜出者，将是能完美整合“大脑”、“四肢”与“成本控制”的企业。
商业航天：星辰大海中的“国家队”与“隐形冠军”
从马斯克的SpaceX和星链计划（Starlink）点燃全球热情，到中国正式启动国家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（“星网工程”）建设，商业航天已从科幻走向现实。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申请的1.3万颗低轨卫星指标，以及必须在7年内发射部署70%的硬性要求，为这个赛道注入了巨大的确定性。
然而，在这片“星辰大海”中，投资逻辑却需仔细辨析。胡仲江将商业航天产业链拆解为火箭（运载工具）、卫星（核心载荷）和运营（低轨通信服务）三大环节。他认为，运营环节在国内基本由“国家队”主导，民营企业机会有限。因此，投资焦点主要集中在火箭和卫星制造。
火箭投资逻辑：成本是核心驱动力。1.3万颗卫星如果沿用过去不计成本的发射方式，经济上不可持续，可回收火箭技术（是降低发射成本的关键。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快速追赶，通过技术创新（如采用液氧甲烷燃料、可回收发动机）和材料革新（如使用不锈钢箭体）来降低成本。一旦可回收技术成熟，“一箭多星”（目前国内可达50+星，马斯克已达200+星）能力提升，完成1.3万颗卫星部署所需的火箭数量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庞大。
而中国航天科技、科工集团等“国家队”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强大的体系能力。去年（2024年）9月，中国航天已成立商业火箭公司，凭借其技术壁垒，很可能成为未来商业火箭市场的主导者。民营火箭公司虽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面临的竞争压力巨大。
基于以上判断，胡仲江认为直接投资民营整箭公司的风险较高，且头部企业估值已不低（约200亿人民币）。相对而言，投资于可回收火箭的核心零部件，如可回收发动机，是更优策略。因为无论“国家队”还是民营企业，都需要突破可回收技术，对高性能、低成本的可回收发动机存在共同需求。
卫星制造的市场空间远大于火箭（3万颗卫星规模 x 单颗成本千万级 = 万亿级别）。但与火箭类似，胡仲江判断，整星制造的龙头企业也大概率由“国家队”或其关联企业占据，民营企业可能难以进入第一梯队。
因此卫星制造的投资逻辑再次指向Tier 1。胡仲江团队梳理发现，卫星的电源管理系统和激光通信载荷这两大核心部件，合计占到卫星总成本的40%以上。而目前在这两个关键领域，技术领先且已进入星网、垣信等核心项目招标名单（一供或二供）的，恰恰是一些民营企业。随着卫星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发射（垣信去年已发射36颗），这些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订单将迎来爆发式增长，商业模式清晰可见。
因此，在商业航天领域，胡仲江的策略是：避开估值高企、竞争格局尚不明朗的整箭、整星环节，精准布局处于技术前沿、市场需求确定性高、且民营企业具备相对优势的核心零部件赛道。
低空经济（eVTOL）：政策暖风下的“里程焦虑”与“等待期”
低空经济，特别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（eVTOL），是另一个政策频吹暖风的热点赛道。然而，胡仲江对其现阶段的投资价值持相对谨慎的态度。
他认为，从制造角度看，eVTOL本质上是“放大的无人机”，中国在无人机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、电控飞控技术和成熟的供应链，因此制造本身并非核心瓶颈。关键挑战在于技术和商业化。
当前eVTOL面临的最大技术障碍是电池能量密度。受限于电池重量和能量效率，目前主流eVTOL的理论续航里程普遍在200公里左右。胡仲江犀利地指出：“地上跑的新能源车早期200公里续航都有里程焦虑，现在天上飞的理论值才200公里，你敢坐吗？” 在电池技术没有取得革命性突破（例如，实现300-500公里实用续航）之前，载人eVTOL的商业化场景难以真正打开。
非载人的eVTOL应用（如农林植保、点对点物流运输）早已存在，但市场规模相对有限，且已有顺丰、京东等产业巨头布局。对于新进入的创业公司而言，若无特殊场景或技术优势，突围难度较大。
基于此胡仲江判断，载人eVTOL目前仍处于技术创新的“死亡谷”阶段，商业路径尚不明朗。投资主机厂为时尚早，需要等待技术（尤其是电池）突破的“奇点”时刻。由于无人机供应链已相当成熟，eVTOL的零部件投资机会似乎也不如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那样突出。
但他同时指出，低空经济的远期潜力巨大，是未来三大智能体（智能汽车、智能机器人、智能飞行器）的重要一环。未来eVTOL的制造巨头，仍有可能诞生于拥有强大高端制造能力的玩家，例如车企。这个赛道值得长期关注，但当前的投资策略是“等待”，等待技术成熟和商业模式清晰。
AI浪潮：DeepSeek点燃信心，“AI+”赋能千行百业
人工智能（AI）是贯穿所有前沿科技的底层驱动力。胡仲江特别提到了DeepSeek（深度求索）大模型的横空出世，认为其在性能上追赶ChatGPT-4的速度，极大地提振了中国AI产业的信心，打破了此前业内普遍存在的“需要十年追赶”的悲观论调。
DeepSeek的成功，不仅展示了中国在算法创新上的潜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能带来AI算力应用模式的变革。胡仲江认为，DeepSeek的高效性使得在企业本地甚至家庭部署小型AI模型成为可能，催生出面向中小企业（小B端）和消费者（C端）的“AI一体机”市场。这将彻底改变过去AI算力主要集中在大型数据中心（大B端）的格局，为国产GPU（图形处理器）带来全新的、指数级增长的市场空间，摆脱对游戏显卡和大型算力中心订单的依赖。
随着算力成本的下降和模型能力的提升，“AI+”将成为核心投资主题。胡仲江表示，其团队早已在AI+医药领域进行布局并取得良好效果。未来，AI+智能驾驶（推动L4/L5自动驾驶实现）、AI+机器人（赋予机器人“智慧”）、AI+Science（加速科学发现）、AI+设计（如AI辅助建筑设计已在美国落地）、AI+视频/图形等应用场景将全面开花。
他强调，每个行业、每家企业都需要思考如何拥抱AI，利用AI提升效率、创造价值。对于投资者而言，就是要敏锐地捕捉AI在各个垂直领域落地的机会，无论是投资于提供底层算力的硬件公司、核心算法模型公司，还是专注于特定行业AI应用的企业。
拥抱竞争、区分阶段、多元参与
在剖析完各大科技赛道后，胡仲江回归到投资策略本身，分享了他的几点核心思考：
一是，理解并利用竞争：中国产业特有的“大力出奇迹”式竞争，虽然残酷，但客观上加速了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，是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优势。投资者需要理解这种生态，并在竞争过程中寻找胜出者或受益者（如核心零部件供应商）。
二是，区分投资阶段与风险偏好：不同技术赛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（从“死亡谷”到商业化爆发前夜），投资策略应随之调整。高风险、高回报的早期项目（如人形机器人主机厂）适合“耐心资本”和分散投资；商业模式相对清晰、确定性较高的项目（如已获订单的Tier 1供应商）则适合更稳健的资本。
三是，利用多元化投资工具：针对不同阶段和风险的项目，应采用不同的投资工具。例如，对于成熟期、确定性高的项目，可以采用单标的专项基金；对于处于“死亡谷”的早期项目，则应通过组合基金或盲池基金进行分散投资，降低风险。此外，S基金也是获取已投项目流动性、捕捉尾盘价值的重要方式，特别是关注国家政策支持方向的S基金份额。
胡仲江的分享，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科技投资全景图。从智能驾驶的加速普及，到人形机器人的蓄势待发；从商业航天的国家意志与市场机遇，到低空经济的审慎观察；再到AI作为底层引擎的全面赋能，一个以“新质生产力”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大时代已然来临。
然而，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。如何在“百舸争流”甚至“百团大战”的激烈竞争中，辨识出真正的价值洼地？如何在技术的“死亡谷”与商业化的“爆发点”之间，把握最佳的投资时机？如何在主机厂的星辰大海与零部件的隐形冠军之间，做出符合自身风险收益特征的选择？
胡仲江给出的答案，并非简单的“买入”或“卖出”信号，而是一套基于对产业深刻理解、对不同阶段清晰判断、对风险充分认知的投资哲学。这套哲学，既看到了中国在全球科技浪潮中的巨大潜力与独特优势（如强大的制造业基础、巨大的本土市场、快速迭代的竞争文化），也正视了其中的挑战与不确定性。
“智启新元，向新而行”。对于中国的投资者而言，未来十年无疑是充满挑战的十年，更是充满机遇的十年。理解并拥抱新质生产力，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，寻找那些能够穿越周期、定义未来的力量，将是获取超额回报的关键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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